母校的栽培永不忘（1952届赵云山）

母校的栽培永不忘

1952届毕业生 赵云山

我生长在农村，年幼时家里很穷（贫下中农），解放前夕，家里被土匪抢光，念不起书。我曾在区政府当通信员，由于我年龄小，喜欢读书，后被介绍到四平中学念书。我从初中到高中，食、宿、学费全为公费（享受助学金），四平中学（现在的四平市第一高级中学）不仅教我科学知识和革命理论，还锤炼了我的革命意识，树立革命人生观，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党。当时校方组织我们参加护校，夜晚持步_枪站岗放哨，抓美蒋特务。参加为抗美援朝志愿军伤员献血的活动，寒假时学校开介绍信参加土改工作队，由于工作积极，不怕苦、不怕累，受到区政府表扬，高中时参加学生会工作，出席了全国第十五届学代会，受到朱总司令、郭沫若副委员长的接见。

1952年夏考取大连工学院（现在大连理工大学）土木系，由于家中困难，拿不起路费，刚好母校扩建校舍，经校领导同意利用暑假留校做小工，才筹齐了路费，使我顺利奔赴大连工学院报到。母校对我的培育之恩，使我永志不忘，一生受益匪浅。我读大学时，是班里的积极分子，担任团支部书记，入了党。

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央交通部及部属地方机构工作，一直受到领导重用，几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曾任航务工程局技术科和设计院港工设计室负责人。1964年10月，中组部从各省市挑选外事干部，要求的条件是年轻的工作骨干、懂技术、科级干部、党员、思想进步，家庭出身好。我被选中，调到中央外事部门（原外经部,现商务部），当了外交官。“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被下放劳动，留在部里业务组。由于工作出色，1969年被任命为业务小组副组长（相当于副处长），负责对越南、老挝的经援工作。1971年春被派到我国驻越南经济代表处任经济专员。此时正值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最激烈的阶段，时刻都有生命危险。1977年我从越南轮换回国。80年代初被提为副局长，主管对外经济合作。1988年春中央调我到驻香港的港澳工委经济部担任领导工作。在香港工作了6年半，正值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又遇到89年“六_四政治风波”，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我们充分利用港澳的桥梁作用，为我国积极开展引进外资工作，大力促进贸易出口，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外年出口额是200多亿美元，到90年初已增长到4000多亿美元，我国引进外资总额的60%以上是通过港澳这个窗口完成的。由于外事工作需要，我曾到过30多个国家，国内除西藏、新疆、台湾没有去，其余省市全到过，有的陪同外宾前往，受到省市高规格接待。我从香港调回外经贸部后，退休时又被聘为外经贸部咨询组副组长（组长由退下来的老部长担任），每年都到全国各地调研，为外经贸企业牵线搭桥扩大业务，反映他们急需解决的问题。1995年被吉林省聘为省政府经济顾问，一直为家乡尽力。在大学年级同学眼中，都认为我是佼佼者，其实平静顺利中，时而也有风雨，经历过各种考验。

异国他乡的战火洗礼

1970年春中央决定派慰问团去老挝北方慰问，我国派出了高炮部队和筑路工程队，慰问团由总参、总政、昆明军区、外经部、交通部派成员组成。由总政保卫部部长（少将）任团长、昆明军区参谋长任副团长，总参一位大校、交通部一位处长和我为团员，昆明军区文工团随行。当时老挝北方没有公路，汽车只能沿着河道（旱季没有水）前行。老挝北方虽然是老挝人民党掌权，但以美国收买的苗族土匪武装为首的王宝，经常来偷袭，还有美国飞机时不时的轰炸。那里是热带雨林气候的山区，原始森林中毒蛇猛兽（如野象、豹子）也来袭击，还有毒蚊、旱蚂蝗的叮咬的情况，防不胜防。老挝北方的省会比我国的小村镇还小，多是茅草棚，星星点点，少有的几间法国人留下的铁皮瓦的木屋，是当地最好的住所。老挝省政府宴请客人，需要到山上打野猪、野鸡、挖野菜来招待。生活十分艰苦。我们的高炮部队为了躲避美机轰炸，军营以山涧两侧的参天古树做支撑，搭上木板，围上草席，房顶盖上军用帆布，古树的顶部与山峰齐平，从空中分辨不清山涧与山峰，更看不见我军营房。一次慰问团到了一个三义河口，过河时被王宝土匪武装设在高山顶上的谍报站发现，立即联络美机临空狂轰滥炸，我们下车躲进猫耳洞（单人掩体），我国驻在那里的高炮连，全力开火掩护，我们才幸免遇难。但高炮连的几位年轻可爱的战士却牺牲了。美机飞走后，我们向殉难的战士默哀致敬，慰问了受伤的士兵。当我们分头登上山顶，慰问我军观察哨所，都遇上山高坡陡路滑，野藤拦路，旱蚂蝗和毒蚊随时扑来叮咬，有时还会遇上毒蛇巨蟒、豹子的袭击。有一天，一条巨大的蟒蛇从山顶上凌空而来，向我们袭来，全靠随行战士的快速开枪，将这条巨蟒击毙，我们才平安无事。这种情景在国内和平环境中是见不到的，也很难想象得到。这次赴老挝慰问，历时数月，回到北京时，各有关单位领导和同志们，像欢迎英雄一样，欢迎我们胜利归来。

同甘共苦战斗结成深厚友谊

七十年代初，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进入异常激烈的阶段，美国B—52高空重型轰炸机和美国海军舰艇昼夜不间断轰炸、炮击越南北方。我国驻越南经济代表处一位经济专员，听到爆炸声，精神十分紧张，宴会敬酒时手也哆嗦，他杯中的酒洒了一多半，外经部得悉后决定将他调回。局领导认为我在老挝的战争环境中经受了考验，表现坚强。决定派我去接替他。由于我是一局越南、老挝处的负责人，越南战争的残酷程度我是了解的。我参加工作以来，一向服从组织分配，从不讲价钱。这次为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为了执行外事工作使命，再苦再累再危险我也不怕，毅然决然奔赴援越抗美的第一线。1971年春我到了河内，那时的越南，炮火连天、飞机轰鸣、炸弹横飞，环境十分险恶。当时我国成立六十个援越专家组，几百人之多，国内指示专家组和外交人员不能撤回，要坚持在越南工作，同越南人民同甘苦共战斗。但越南的大中城市都是敌机轰炸目标，这近六十个专家组、几百人被越方安排在深山老林、庙宇、山洞里坚持工作。我们驻越经济代表处的任务是负责援越项目和我国在越专家的管理、联络工作，需要经常下去看望他们，送些日用品、药品和寄来的家信，专家见到我们，格外亲切高兴，特别是收到家信，个个都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真情实感。这样，我们与专家们成了亲人和挚友，以致大家回国多年后，彼此之间还经常来往，可见战火中的友谊之可贵。由于越南河流多、小汽车要上轮渡才能过河。有一次我们正被堵在一个渡口，美国飞机临空轰炸，靠近渡口的苏联专家被炸的血肉横飞。我们听到前面被炸，立即弃车钻到水汪汪的稻田里躲避，美飞机走后，我们走出稻田时成了泥人，庆幸又躲过一劫。因为专家组多，这种探望是经常性的，风险也就不断。
一次看望军工专家组，他们住的是山洞，晚上我和一位专家一起到洞外厕所方便，这位专家习惯性的抽着烟出去的，美机在空中看到火光后，立即就来轰炸扫射，我已回到山洞里，这位专家刚跑到洞口，一位越南女服务员，一把就把专家推进山洞，自己却来不及进洞，便把山洞的大铁门关上了。几声巨响过后，美机飞走了。我们走出山洞只见这位善良热情质朴的越南少女，安详地躺着，身上没有一点伤痕，是炸弹的冲击波破坏了她的内脏。在场的人们流下了感激和怀念的热泪，她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换来了中国全体专家组的安全。这是鲜血凝成的中越两国人民的深情厚意，使我永志不忘。

美国政府为了摧毁越南政府抗美救国进行到底的决心，进一步用B—52高空重型轰炸机轮番轰炸越南首都河内，采用卷地毯式的轰炸，整条“钦天街”被炸成废墟。美机也向我国驻越南经济代表处住地发射了一枚火箭，从我们住的三楼打穿到底层爆炸，半座楼被毁。幸好听到警报，我们立即进了防空洞，如在楼内多留几分钟就可能牺牲。

广东省航运厅厅长魏振东率团来越南慰问被困在海防港的中国货轮上的全体船员（因美国海军用水雷封锁海防港外航道）。越方宴请代表团时，警报声不断，接连三次进防空洞躲避，代表团看了被炸成废墟的“钦天街”，又看了我国驻越经济代表处被炸的现场。回国后向航运厅职工作访越见闻的报告，讲到越南险恶的战争环境，热烈赞扬我们在抗美援越第一线人员的大无畏精神。我爱人听到后十分担心我的安危，写信问我怎么这么危险，为什么一点也不告诉她。我说告诉你怕你过分担心，影响你的健康，你把咱们女儿照顾好，我也就安心了。上海某钟表厂副厂长，专程来越南为我国援越军工厂制造的定时炸弹用的机械配件，一下火车就遇上美机轰炸，这位厂长年轻，没有经历过战争，被吓得站不起来了，只能用担架抬着走，无法工作，只好把他送回国。那样残酷的战争环境，最能考验人和锻炼人。我在驻越南经济代表处工作了6年半。越南南方解放后，越南首先请我驻越经济代表和我到越南南方胡志明市（原西贡市）、砚港等地参观访问，在我即将离任回国时，越方举行送别宴会，越南总理府给我颁发了友谊勋章。

共同战斗的友谊，战火的洗礼，残酷战争环境的考验与磨练，使我一生难忘，一直鞭策我继续奋进。

2008年4月2日与北京

赵云山

1946年到四平中学学习，1952年考取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土木系，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央交通部及部属地方机构工作，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64年10月，调到中央外事部门（现商务部），任外交官。1969年被任命为业务小组副组长（副处级），负责对越南、老挝的经援工作。1971年春被派到中国驻越南经济代表处任经济专员。1977年从越南回国。80年代初被提为外经贸部外事局副局长，主管对外经济合作。1988年春调到驻香港的港澳工委经济部担任领导工作。从香港调回对外经贸部后，任国家商务部合作局局长至退休。1995年被吉林省政府聘为省政府经济顾问。